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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森等等我(sinc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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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是一個過去很奔放,但現在很壓抑的人。
這是他用來抒發心聲並向過去哀悼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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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的衛生署 圍觀的行政院




我看著衛生署署長把自己活活逼上絕路,忍不住想起2003年的SARS風暴中,在行政院度日如年的日子。在那幾個月,我每天早上七點用收音機當鬧鐘起床,收音機的頻道總是鎖定飛碟電台的晨間讀報新聞。每天的七點,我在緊張驚駭的新聞中醒來,戰戰兢兢地是否分辨著疫情是否更糟了、又死了幾個人。


後來每當有人問我公務員生涯最難忘的部分是什麼,我都是用這段日子當答案。我當時每天都在怕,怕我們在哪裡沒有用心做好,然後這個國家就被我們搞垮了也說不定。


還好我們做得還OK。雖然有點跌跌撞撞,但總算是最快速脫離疫情的國家之一。當李明亮宣布「大家可以到戶外走走了」的那天,我點了一支雪笳,彷彿重獲新生。


提起這段往事,並不是說毒奶粉和SARS一樣嚴重。其實在對健康的威脅上,它們根本無法相提並論;而我們對三聚氰胺的瞭解程度,也遠勝過對SARS病毒的掌握。


但這兩個事件的確有相似之處,也就是它們都有相當的「穿透性」。SARS的飛沫傳染模式,使得一個發燒的旅客必須導致全機的人被要求自我隔離,拓散的疫情讓醫院被迫封院關閉;而毒奶粉應用之廣,讓所有奶類產品、參雜奶類的飲料和食品、甚至濃湯麵包素肉魚飼料等等,都成為毒物的潛在載體。也就是因為這種「穿透性」,使得它們都對經濟活動產生嚴重的傷害,並同樣使得衛生署的工作在一夕之間,暴增到「無限大」。


其實,所有的危機都有穿透性、擴張性。危機不是不能解除,但是錯誤的處理可能會惡化情勢,讓危機更為棘手,就像是拆炸彈時弄錯了方式,反而加速爆炸一樣。所以「危機管理」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對危機本身的判斷,判斷得當,你就比較可能採取相對謹慎正確的作法,讓自己早日脫離危機的包圍。


SARS事件發生時,我們做了一個正確的判斷,就是假設這個災害「無限嚴重」,認為它有機會像瘟疫一樣地傳染開來,所以我們採取了很多事後看來是略嫌過度的措施,目的是要達到全面防堵滴水不漏;更重要的是,我們讓應變這件事的責任不再只是衛生署的職責,而是行政院所有部會的工作,這樣才能徵調所有可用的資源,才能確保不會有閒置的力量沒有被善用,更不會出現三不管地帶的漏洞。


相反地,這次毒奶粉事件,很顯然是馬政府錯判了危機的嚴重性,才鑄下了大錯。如果劉兆玄在一開始就看到這整件事的穿透性,他應該要把這件事拉到行政院來處理,把所有部門的可用之兵,包括各部會主管的醫院、學術研究機構、國軍軍醫系統、農委會、地方政府的衛生部門等,所有的能量運用來協助衛生署處理檢測的工作;他也應該要讓經濟部和消保會來協助釐清所有可能牽涉其中的商品與企業清單,進行地毯式的清查。他更應該讓新聞局來規劃媒體工作,統籌精準釋放訊息、回應社會疑惑的工作。他甚至可以運用休兵中的外交部門,協助掌握國外的資訊與處理模式,串連國際合作。


顯然,他們沒有這樣做。這個政府只是很認真地看待每個部門的名稱所代表的意義,既然是衛生工作,當然就是衛生署的事,別的部會把家門口的雪掃乾淨就好。


打個比方。一開始,馬政府以為這只是穀倉著火,所以認為讓最靠近的消防隊去救火就好,後來發現火勢比想像中來得大,他又以為只要多給一點時間就OK了;結果不但火勢沒有控制,竟然又發現原來穀倉裡有好幾桶汽油,而且一一爆炸,於是整個莊園都在熊熊烈火中焚燒。


這個時候,你猜這個政府做了什麼抉擇?


他們沒有終於醒悟調派人手,把全部可用的消防隊都調派過來滅火;相反地,他們開始築防火牆。反正一定燒死人,那死道友就好,千萬不要再燒到貧道家裡。

如果衛生署已經忙到人仰馬翻的程度,沒有得到適度的支援,被無止盡的工作量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當然會下意識地低估損害程度!當然會去降低檢驗標準!這不是很人性的反應嗎?當然這樣做,只會讓火勢更猛烈,更難控制。


但當火勢已經無法控制的時候,行政院反而更不敢攬起責任了。於是整個內閣,就在一旁圍觀著衛生署在烈火中熊熊燃燒。有意思的是,林芳郁像是有意配合這種氣氛一樣地,決定用制訂2.5ppm標準的方式,如自殺般加速殉道。

 
民進黨說劉兆玄應該為這個災難負最大的責任,行政院聽了千萬不要不服氣。這件事會發生,禍首是中國,但行政院沒有負起解除危機的領導責任,是災難擴大的真正原因。我相信行政院和衛生署裡那些以前和我們並肩作戰面對SARS疫情的公務員們,會同意這個說法。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向馬政府說:真有你的!你們把人民對中國的怒氣,成功地轉移到自己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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